所谓天爵，就是天所赋予的仁义之性。

这从孔子评论《韶乐》和《武乐》的谈话中看得很清楚。这说明，孔子决不是只讲艺术形式的唯美主义者，也不是反对音乐的寡情主义者，而是主张形式与内容、艺术与道德相结合的艺术观的提倡者。

子贡提出，贫穷却不谄媚，富贵而不骄纵，这样可以吗？孔子说可以，但是不如贫而能乐道、富而能好礼更佳。这里涉及人文与自然的关系问题。一句话，音乐不仅要有审美功能，而且要有教化功能。《周南》《召南》都是《诗经·国风》中的诗，其中有许多人生的道理。柏拉图推崇理性，将艺术排斥在哲学理性之外、置于卑微的地位。

子语鲁大师乐，曰：乐其可知也，始作，翕如也。接下来，就是诸音配合，纯然和谐。他批判墨家爱无差等是无父，批判杨朱为我是无君，无君无父是禽兽也[66]，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。

对于长者要尽道德义务，但这种义务不是由长者所决定的，而是由我的内在的道德感及其道德判断所决定的。这是一种以血缘亲族为纽带的情感意识，或心理情感。[77] 圣和神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这里他提出自我反思的重要性，赋予心以自我认识的功能。

但孔子所谓智，还有知天命的重要内容。这里，真、善、美完全合一了。

自然界的必然性虽然具有客观外在性，但是被认识之后，便和人的内在的意志自由统一了。孟子在当时被批评为迂阔，这恐怕不是偶然的。他引曾子所谓彼以其实，我以吾仁，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，吾何慊乎哉[63]，不以富贵爵禄动其心，甚至说大人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[64]，表现了人的自我价值、自我尊严。有性焉，君子不谓命也。

由于孔子并没有把人和自然、人道和天道严格区分开来，因此，他所谓道，既是人道，也是天道，同时具有社会规范和自然规律的意义。在孔子看来，仁和道是很难分开的。孔子以孝悌为仁之本，就是以这种血缘纽带为核心的心理情感为其仁学的根本出发点。孟子说：是故诚者，天之道也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的类（族类、群类）思想，并不是建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那样的宗教文化基础上，也不同于墨子那样按照天志人人应该兼相爱，交相利的功利主义。它以人人具有善性这种价值论为前提，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道德人格，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。

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苟求其故，千岁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所谓集义所生，就是集聚道德理性而成的感性力量。

[68] 这里所说的故，就是所以然之故，具有因果必然性。但这种情感被归结为道德感，是人人生而具有的。孟子所处的时代，和孔子已大不相同。这种双向的活动实际上是统一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所提倡的仁，可说是具有原始意义的人本主义。情感产生于心理机制，而心理机制又是由需要产生的。

儒家的道德人性论，不仅强调仁，而且强调义。因此，食色之类虽然出于天性，却并不是人的本质特性。

性是从主观实现上说，具有内在性和目的性。由于认识了自然必然性，因而也就获得了最大的意志自由，仁便在其中了。

如命也夫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（子夏语），天厌之，天厌之之类。[59] 人的自我价值在于内心具有善的心理情感和潜在能力。

[40]四端既是人人具有的心理情感，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。孟子关于人性是人的类本质的学说，虽然是先验论，但是并没有离开现实的社会存在。这就是儒、墨两家的区别所在。[29] 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和实践，才能达到仁的境界。

认识和实践又是完全统一的。到了这种境界，就可以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，实现了人和自然界的和谐一致。

子夏所谓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[14]，也是把人伦道德作为智的主要内容。但人也有动物性的一面。

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以自己的天爵、良贵体现自己的道德人格，这是人的真正价值。

但人的价值只能在自身内在的道德本心中去寻找，因此，只要扩充自己的本心，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。但这仅仅是表面意义，就其实质而言，其中包含着严格的封建等级观念。[74] 按《说文》，诚、信互释，本来是指人而言。他甚至从齐王看见牺牛被杀而产生怜悯之心，引伸出必有不忍之心而能行不忍之政，由此统一天下则易如反掌。

[24]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[25] 这正是儒家心性论的基本出发点。智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[11]，说明离开道德实践，就无所谓智。

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，正是实现仁德的重要条件，而人却具有目的性。[62]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。

人的本性是由这种类存在所决定的，也就是由血缘家族为纽带的社会关系所决定。仁之于父子也，义之于君臣也，礼之于宾主也，智之于贤者也，圣人之于天道也，命也。